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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章 案书篇-论衡

  儒家之宗,孔子也。墨家之祖,墨翟也。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,儒之道义可为,而墨之法议难从也。何以验之?墨家薄葬、右鬼,道乖相反违其实,宜以难从也。乖违如何?使鬼非死人之精也,右之未可知。今墨家谓鬼审〔死〕人之精也,厚其精而薄其尸,此於其神厚而於其体薄也。薄厚不相胜,华实不相副,则怒而降祸,虽有其鬼,终以死恨。人情欲厚恶薄,神心犹然。用墨子之法,事鬼求福,福罕至而祸常来也。以一况百,而墨家为法,皆若此类也。废而不传,盖有以也。

  《春秋左氏传》者,盖出孔子壁中。孝武皇帝时,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,得佚《春秋》三十篇,《左氏传》也。公羊高、谷梁、胡母氏皆传《春秋》,各门异户,独《左氏传》为近得实。何以验之?《礼记》造於孔子之堂,太史公。汉之通人也,左氏之言与二书合,公羊高、谷梁寘、胡母氏不相合。又诸家去孔子远,远不如近,闻不如见。刘子政玩弄《左氏》,童仆妻子皆呻吟之。光武皇帝之时,陈元、范淑上书连属,条事是非,《左氏》遂立。范叔寻因罪罢。元、叔天下极才,讲论是非,有余力矣。陈元言讷,范叔章诎,左氏得实,明矣。言多怪,颇与孔子“不语怪力”相违返也。《吕氏春秋》亦如此焉。《国语》,《左氏》之外传也,左氏传经,辞语尚略,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辞以实。然则《左氏》《国语》,世儒之实书也。

  公孙龙著坚白之论,析言剖辞,务折曲之言,无道理之较,无益於治。齐有三邹衍之书,瀇洋无涯,其文少验,多惊耳之言。案大才之人,率多侈纵,无实是之验;华虚夸诞,无审察之实。商鞅相秦,作耕战之术;管仲相齐,造轻重之篇。富民丰国,强主弱敌,公赏罚,与邹衍之书并言。

  而太史公两纪,世人疑惑,不知所从。案张仪与苏秦同时,苏秦之死,仪固知之。仪知〔秦〕审,宜从仪言以定其实,而说不明,两传其文。东海张商亦作列传,岂苏秦商之所为邪?何文相违甚也?《三代世表》言五帝、三王皆黄帝子孙,自黄帝转相生,不更禀气於天。作《殷本纪》,言契母简狄浴於川,遇玄鸟坠卵,吞之,遂生契焉。及《周本纪》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,见大人迹,履之,则妊身,生後稷焉。夫观《世表》,则契与後稷,黄帝之子孙也;读《殷》、《周本纪》,则玄鸟、大人之精气也。二者不可两传,而太史公兼纪不别。案帝王之妃,不宜野出、浴於川水。今言浴於川,吞玄鸟之卵;出於野,履大人之迹:违尊贵之节,误是非之言也。

  《新语》,陆贾所造,盖董仲舒相被服焉,皆言君臣政治得失,言可采行,事美足观。鸿知所言,参贰经传,虽古圣之言,不能过增。陆贾之言,未见遗阙,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,土龙可以致雨,颇难晓也。夫致旱者以雩祭,不夏郊之祀,岂晋候之过邪?以政失道,阴阳不和也。晋废夏郊之祀,晋侯寝疾,用郑子产之言,祀夏郊而疾愈。如审雩不修,龙不治,与晋同祸,为之再也。以政致旱,宜复以政。政亏而复修雩治龙,其何益哉!《春秋》公羊氏之说,亢阳之节,足以复政。阴阳相浑,旱湛相报,天道然也,何乃修雩设龙乎?雩祀神喜哉?或雨至,亢阳不改,旱祸不除,变复之义,安所施哉!且夫寒温与旱湛同,俱政所致,其咎在人。独为亢旱求福,不为寒温求佑,未晓其故。如当复报寒温,宜为雩、龙之事。鸿材巨识,第两疑焉!

  董仲舒著书,不称子者,意殆自谓过诸子也。汉作书者多,司马子长、扬子云,河、汉也,其余泾、渭也。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,子云无世俗之论。仲舒说道术奇矣,北方三家尚矣。谶书云“董仲舒乱我书”,盖孔子言也。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,烦乱孔子之书也,或以为乱者,理也,理孔子之书也。共一“乱”字,理之与乱,相去甚远。然而读者用心不同,不省本实,故说误也。夫言“烦乱孔子之书,才高之语也。其言理孔子之书,亦知奇之言也。出入圣人之门,乱理孔子之书,子长、子云无此言焉。世俗用心不实,省事失情,二语不定,转侧不安。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,不〔反〕孔子,其言“烦乱孔子之书者”,非也。孔子之书不乱,其言理孔子之书者,亦非也。孔子曰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”乱者,〔终〕孔子言也。孔子生周,始其本;仲舒在汉终其末。班叔皮续太史公书,盖其义也。赋颂篇下其有“乱曰”章,盖其类也。孔子终论,定於仲舒之言,其修雩始龙,必将有义,未可怪也。

  颜渊曰:“舜何人也?予何人也?”五帝、三王,颜渊独慕舜者,知己步驺有同也。知德所慕,默识所追,同一实也。仲舒之言道德政治,可嘉美也。质定世事,论说世疑,桓君山莫上也。故仲舒之文可及,而君山之论难追也。骥与众马绝迹,或蹈骥哉?有马於此,足行千里,终不名骥者,与骥毛色异也。有人於此,文偶仲舒,论次君山,终不同於二子者,姓名殊也。故马效千里,不必骥;人期贤知,不必孔、墨。何以验之?君山之论难追也。两刃相割,利钝乃知;二论相订,是非乃见。是故韩非之《四难》,桓宽之《盐铁》,君山《新论》类也。世人或疑,言非是伪,论者实之,故难为也。卿决疑讼,狱定嫌罪,是非不决,曲直不立,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。至於论,不务全疑,两传并纪,不宜明处,孰与剖破浑沌,解决乱丝,言无不可知,文无不可晓哉?案孔子作《春秋》,采毫毛之善,贬纤介之恶。可褒,则义以明其行善;可贬,则明其恶以讥其操。《新论》之义,与《春秋》会一也。

 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,谓今之文不如古书。夫古今一也,才有高下,言有是非,不论善恶而徒贵古,是谓古人贤今人也。案东番邹伯奇、临淮袁太伯、袁文术、会稽吴君高、周长生之辈,位虽不至公卿,诚能知之囊橐,文雅之英雄也。观伯奇之《元思》,太伯之《易〔章〕句》,文术之《咸铭》,君高之《越纽录》,长生之《洞历》,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〔盖〕才有浅深,无有古今;文有伪真,无有故新。广陵陈子回、颜方,今尚书郎班固,兰台令杨终、傅毅之徒,虽无篇章,赋颂记奏,文辞斐炳,赋象屈原、贾生,奏象唐林、谷永,并比以观好,其美一也。当今未显,使在百世之後,则子政、子云之党也。韩非著书,李斯采以言事;扬子云作《太玄》,侯铺子随而宣之。非斯同门,云、铺共朝,睹奇见益,不为古今变心易意;实事贪善,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,好奇无已,故奇名无穷。扬子云反《离骚》之经,非能尽反,一篇文往往见非,反而夺之。《六略》之录,万三千篇,虽不尽见,指趣可知,略借不合义者,案而论之。

 

译文


 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。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。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,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,而墨家的主张难从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,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,当然难以顺从。矛盾到何种程度呢?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,即使尊崇它,它也不会知道。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,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,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。薄厚不相称,表里不一致,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,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,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。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,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。采用墨子的主张,侍奉鬼而祈求福,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。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,墨家的主张,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。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,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

  《春秋左氏传》,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。汉武帝时,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,得到失传的《春秋》三十篇,这就是《左氏传》。公羊高、谷梁置、胡毋氏都讲解《春秋》,各立门户,自成一家,只有《左氏传》比较接近《春秋》的本意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《礼记》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,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,左氏的说法与《礼记》和《史记》是相合的,而公羊高、谷梁置、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。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,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,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。刘子政欣赏《左氏》,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《左传》。汉光武帝的时候,陈元、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,陈述立《左传》博士一事的是非,于是《左传》博士就设立了。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。陈元、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,辩论是非,力量绰绰有余。陈元的建议被采纳,范升的奏章被否定,《左氏传》符合《春秋》的本意,这就很清楚了。《左传》记了许多怪事,稍为与孔子“不谈论怪异暴力”相违背。《吕氏春秋》也是这种情况。《国语》是《左氏传》的外传。《左氏传》解释《春秋》经,辞语还比较简略,所以又选取《国语》的辞语去充实。这样说来,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。

  公孙龙写《坚白》之论,剖析言辞,致力于语句的曲折,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,对于治国毫无益处。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,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,书中言辞少有证据,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。考察具有大才的人,大都夸张狂妄,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;浮华虚妄夸大荒诞,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。商鞅辅佐秦国,写了《耕战篇》;管仲辅佐齐国,写了《轻重篇》。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,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,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,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,让世人感到疑惑,不知道依从什么。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,关于苏秦的死,张仪本来是知道的。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,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,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,而《史记》的说法却不明确,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。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《史记》,《苏秦列传》大概是冯商写的吧?否则,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?《三代世表》称五帝、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,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,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。写《殷本纪》,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,遇上燕子的产卵,契母吞下燕卵,于是生下了契。写到《周本纪》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,看到巨人的脚印,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,生下了后稷。看《三代世表》,那么与后稷,确是黄帝的子孙;读殷、周《本纪》,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。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,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。考察帝王的妃子,不应该到野外去,在河水中洗澡,而今说在河中洗澡,吞下了燕子的卵;到野外去,踩了巨人的脚印,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,混淆了是非的说法。

  《新语》这部书是陆贾写的,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,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,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,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。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,可以与经传并列,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,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。陆贾的著作,不见遗散残缺,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,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,让人很难理解。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,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,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?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,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。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,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,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,祭祀了鲧,晋侯的病就好了。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,没有堆制土龙,让晋侯遭祸,这样说是可以的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,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。政治上失误,又去举行雩祭,堆制土龙,有什么益处呢?《春秋》公羊氏的说法是:“君王行为骄横,就足以招致旱灾。”阴阳之气相混杂,旱涝灾祸交替发生,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,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、设制土龙呢?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?有时候虽然下了雨,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,旱灾没有消除,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,又如何运用呢?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,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,其罪过在于人。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,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,不明白是什么缘故。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,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、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。高才博学的人,对雩祭可以感天,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。

 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,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。汉代写书的人很多,司马迁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,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。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,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。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,比起司马迁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。谶书上说“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”,这大概是孔子说的。读谶书的人有认为“乱我书”的意思,是弄乱孔子的著述;有认为“乱”的意思,是整理,整理孔子的著述。同是一个“乱”字,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,相差得太远了。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,不明了根本的事实,所以就解释错了。说董仲舒“烦乱孔子之书”,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;说董仲舒“理孔子之书”,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。出入在孔圣人门下,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,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。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,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,两种说法游移不定,翻来覆去不安稳。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,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,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。那些说“烦乱孔子之书”的人,是错的;孔子的书没有弄乱,那些说“理孔子之书”的人、也是错的。孔子说:“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,在结尾演奏《关雎》的时候,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。”所谓“乱”,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。孔子生在周代,开创了儒家学说;董仲舒生在汉代,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,把道理都说尽了。班彪续写《太史公书》,大约就是这个含意;赋颂的篇末有“乱曰”这一章,大约就是这类情况。孔子学说的全貌,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,因此,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,一定有它的道理,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

  颜渊说:“舜是什么样的人,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”五帝、三王之中,颜渊唯独仰慕舜,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。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,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,是一回事。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,值得赞美。考订世间之事,论说社会上的疑难,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。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,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。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,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。这里有一种马,足能行千里,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,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。这里有一种人,文章配得上董仲舒,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,始终与二人不相称,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。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,不一定叫做骥或騄,人们期望贤智的人,不一定非孔子、墨子不可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。两把刀相砍,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;两种论点交锋,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。所以韩非的《四难》,桓宽的《盐铁论》,是桓君山《新论》一类的书。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,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,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,所以是很难办的。卿判决案件,狱吏断定疑案,是非无法决断,曲直无法分清,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。至于论述,不致力于订正疑惑,两种说法一并记载,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,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,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,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,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?考察孔子作《春秋》,“表彰极小的善事,贬斥细微的恶行”。可褒奖的人,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;可贬斥的人,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。《新论》的道理,与《春秋》完全是一致的。

 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,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。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,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,言论有对有错,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,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。考察东番的邹伯奇、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、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,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,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,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。看邹伯奇的《元思》、袁太伯的《易章句》、袁文术的《咸铭》、吴君高的《越纽录》、周长生的《洞历》等书,连刘子政、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。人的才智有浅有深,这是不分古今的;文章有假有真,这是不分新旧的。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,当今的尚书郎班固,兰台令史杨终、傅毅这些人,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,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,言辞极有文采,赋就同屈原、贾谊的一样,奏就同唐林、谷永的一样,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,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。当今他们没有出名,假如在百代以后,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。韩非写的书,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;扬子云作《太玄》,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。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,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,亲眼目睹奇异之书,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,实事求是,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,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,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,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。扬子云反其意而用《离骚》中的话,并不能完全相反,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,反而使它更加突出。《六略》著录有一万三千卷,即使不能全都见到,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,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,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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