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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章 正说篇-论衡

  儒者说《五经》,多失其实。前儒不见本末,空生虚说。后儒信前师之言,随旧述故,滑习辞语。苟名一师之学,趋为师教授,及时蚤仕,汲汲竟进,不暇留精用心,考实根核。故虚说传而不绝,实事没而不见,《五经》并失其实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事较易,略正题目粗粗之说,以照篇中微妙之文。

  说《尚书》者,或以为本百两篇,后遭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,遗在者二十九篇。夫言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,是也;言本百两篇者,妄也。盖《尚书》本百篇,孔子以授也。遭秦用李斯之议,燔烧《五经》,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。孝景皇帝时,始存《尚书》。伏生已出山中,景帝遣晁错往从受《尚书》二十余篇。伏生老死,《书》残不竟,晁错传於倪宽。至孝宣皇帝之时,河内女子发老屋,得逸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各一篇,奏之。宣帝下示博士,然後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各益一篇,而《尚书》二十九篇始定矣。至孝〔武〕帝时,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,得百篇《尚书》於墙壁中。武帝使使者取视,莫能读者,遂秘於中,外不得见。至孝成皇帝时,征为古文《尚书》学。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,空造百两之篇,献之成帝。帝出秘百篇以校之,皆不相应,於是下霸於吏。吏白霸罪当至死,成帝高其才而不诛,亦惜其文而不灭。故百两之篇,传在世间者,传见之人则谓《尚书》本有百两篇矣。或言秦燔诗书者,燔《诗经》之书也,其经不燔焉。夫《诗经》独燔其诗。书,《五经》》之总名也。传曰:“男子不读经,则有博戏之心。”子路使子羔为费宰,孔子曰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:“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读书,然後为学。”《五经》总名为书。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,故不审燔书之实。秦始皇三十四年,置酒咸阳宫,博士七十人前为寿。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。齐人淳于越进谏,以为始皇不封子弟,卒有田常、六卿之难,无以救也,讥青臣之颂,谓之为谀。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,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,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,乃令史官尽烧《五经》,有敢藏诸〔诗〕书百家语者刑,唯博士官乃得有之。《五经》皆燔,非独诸〔诗〕家之书也。传者信之,见言诗书则独谓《〔诗〕经》之书矣。

  传者或知《尚书》为秦所燔,而谓二十九,篇其遗脱不烧者也。审若此言,《尚书》二十九篇,火之余也。七十一篇为炭灰,二十九篇独遗邪?夫伏生年老,晁错从之学时,适得二十余篇。伏生死矣,故二十九篇独见,七十一篇遗脱。遗脱者七十一篇,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。

  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者,法曰斗〔四〕七宿也。四七二十八篇,其一曰斗矣,故二十九。夫《尚书》灭绝於秦,其见在者二十九篇,安得法乎?宣帝之时,得佚《尚书》及《易》、《礼》各一篇,《礼》、《易》篇数亦始足,焉得有法?案百篇之序,阙遗者七十一篇,独为二十九篇立法,如何?或说曰:“孔子更选二十九篇,二十九篇独有法也。”盖俗儒之说也,未必传记之明也。二十九篇残而不足,有传之者,因不足之数,立取法之说,失圣人之意,违古今之实。夫经之有篇也,犹有章句〔也〕。有章句,犹有文字也。文字有意以立句,句有数以连章,章有体以成篇,篇则章句之大者也。谓篇有所法,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。《诗经》旧时亦数千篇,孔子删去复重,正而存三百篇,犹二十九篇也。谓二十九篇有法,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。

  或说《春秋》十二月也。《春秋》十二公,犹《尚书》之百篇。百篇无所法,十二公安得法?说《春秋》者曰:“二百四十二年,人道浃,王道备,善善恶恶,拨乱世,反诸正,莫近於《春秋》。”若此者,人道、王道适具足也。三军六师万二千人,足以陵敌伐寇,横行天下,令行禁止,未必有所法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纪鲁十二公,犹三军之有六师也;士众万二千,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。六师万二千人,足以成军;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,足以立义。说事者好神道恢义,不肖以遭祸。是故经传篇数,皆有所法。考实根本,论其文义,与彼贤者作书诗,无以异也。故圣人所经,贤者作书,义穷理竟,文辞备足,则为篇矣。其立篇也,种类相从,科条相附。殊种异类,论说不同,更别为篇。意异则文殊,事改则篇更。据事意作,安得法象之义乎?

  或说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者,上寿九十,中寿八十,下寿七十。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,三八二十四,故二百四十年也。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。又说二百四十二年,人道浃,王道备。夫据三世,则浃备之说非;言浃备之说为是,则据三世之论误。二者相伐,而立其义,圣人之意何定哉?凡纪事言年月日者,详悉重之也。《洪范》五纪,岁、月、日、星。纪事之文,非法象之言也。纪十二公享国之年,凡有二百四十二,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。实孔子纪十二公者,以为十二公事,适足以见王义邪?据三世,三世之数,适得十二公而足也?如据十二公,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。如据三世,取三八之数,二百四十年而已,何必取二?说者又曰:“欲合隐公之元也,不敢二年。隐公元年,不载於经。”夫《春秋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,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?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,是竟以备足为义,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。说隐公享国五十年,将尽纪元年以来邪?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?如尽纪元年以来,三八之数则中断;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,则隐公之元不合,何如?且年与月日,小大异耳,其所纪载,同一实也。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,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。年据三世,月日多少何据哉?夫《春秋》之有年也,犹《尚书》之有章。章以首义,年以纪事。谓《春秋》之年有据,是谓《尚书》之章亦有据也。

  说《易》者皆谓伏羲作八卦,文王演为六十四。夫圣王起,河出图,洛出书。伏羲王,《河图》从河水中出,《易》卦是也。禹之时,得《洛书》,书从洛水中出,《洪范》九章是也。故伏义以卦治天下,禹案《洪范》以治洪水。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,夏後因之曰《连山》;〔归藏〕氏之王得河图,殷人因之曰《归藏》;伏羲氏之王得河图,周人曰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六十四,文王、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。世之传说《易》者,言伏羲作八卦;不实其本,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。伏羲得八卦,非作之;文王得成六十四,非演之也。演作之言,生於俗传。苟信一文,使夫真是几灭不存。既不知《易》之为河图,又不知存於俗何家《易》也,或时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,或时《周易》。案礼夏、殷、周三家相损益之制,较著不同。如以周家在後,论今为《周易》,则礼亦宜为周礼。六典不与今礼相应,今礼未必为周,则亦疑今《易》未必为周也。案左丘明之传,引周家以卦,与今《易》相应,殆《周易》也。

  说《礼》者,皆知礼也,礼〔为〕何家礼也?孔子曰:“殷因於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”由此言之,夏、殷、周各自有礼。方今周礼邪?夏、殷也?谓之周礼,《周礼》六典。案今《礼经》不见六典,或时殷礼未绝,而六典之礼不传,世因谓此为周礼也?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,然则《周礼》六典是也。其不传,犹古文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《左氏》不兴矣。

  说《论》者,皆知说文解语而已,不知《论语》本几何篇,但周以八寸为尺,不知《论语》所独一尺之意。夫《论语》者,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,敕记之时甚多,数十百篇,以八寸为尺,纪之约省,怀持之便也。以其遗非经,传文纪识恐忘,故以但八寸尺,不二尺四寸也。汉兴失亡,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,得二十一篇,齐、鲁二,河间九篇:三十篇。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。宣帝下太常博士,时尚称书难晓,名之曰传,後更隶写以传诵。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,官至荆州刺史,始曰《论语》。今时称《论语》二十篇,又失齐、鲁、河间九篇。本三十篇,分布亡失,或二十一篇。目或多或少,文赞或是或误。说《论语》者,但知以剥解之问,以纤微之难,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。温故知新,可以为师;今不知古,称师如何?

  孟子曰: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,《诗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晋之乘,楚之《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,一也。”若孟子之言,《春秋》者,鲁史记之名,《乘》、《檮杌》同。孔子因旧故之名,以号《春秋》之经,未必有奇说异意,深美之据也。今俗儒说之:“春者岁之始,秋者其终也。《春秋》之经,可以奉始养终,故号为《春秋》。”《春秋》之经,何以异《尚书》?《尚书》者,以为上古帝王之书,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,授事相实而为名,不依违作意以见奇。说《尚书》者得经之实,说《春秋》者失圣之意矣。《春秋左氏传》:“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,日有食之。不书日,官失之也。”谓官失之言,盖其实也。史官记事,若今时县官之书矣,其年月尚大难失,日者微小易忘也。盖纪以善恶为实,不以日月为意。若夫公羊、谷梁之传,日月不具,辄为意使。失平常之事,有怪异之说,径直之文,有曲折之义,非孔子之心。夫春秋实言〔冬〕夏,不言者,亦与不书日月,同一实也。

  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者,土地之名。尧以唐侯嗣位,舜从虞地得达,禹由夏而起,汤因殷而兴,武王阶周而伐,皆本所兴昌之地,重本不忘始,故以为号,若人之有姓矣。说《尚书》谓之有天下之代号,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者,功德之名,盛隆之意也。故唐之为言荡荡也,虞者乐也,夏者大也,殷者中也,周者至也。尧则荡荡民无能名;舜则天下虞乐;禹承二帝之业,使道尚荡荡,民无能名;殷则道得中;周武则功德无不至。其立义美也,其褒五家大矣,然而违其正实,失其初意。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,犹秦之为秦,汉之为汉。秦起於秦,汉兴於汉中,故曰犹秦、汉;犹王莽从新都侯起,故曰亡新。使秦、汉在经传之上,说者将复为秦、汉作道德之说矣。

  尧老求禅,四岳举舜。尧曰:“我其试哉!”说《尚书》曰:“试者,用也;我其用之为天子也。”文为天子也。文又曰:“女於时,观厥刑於二女。”观者,观尔虞舜於天下,不谓尧自观之也。若此者,高大尧、舜,以为圣人相见已审,不须观试,精耀相照,旷然相信。又曰:“四门穆穆,入於大麓,烈风雷雨不迷。”言大麓,三公之位也。居一公之位,大总录二公之事,众多并吉,若疾风大雨。夫圣人才高,未必相知也。圣成事,舜难知佞,使皋陶陈知人之法。佞难知,圣亦难别。尧之才,犹舜之知也。舜知佞,尧知圣。尧闻舜贤,四岳举之,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,故言“我其试〔哉〕!”试之於职,妻以二女,观其夫妇之法,职治修而不废,夫道正而不僻。复令人庶之野,而观其圣,逢烈风疾雨,终不迷惑。尧乃知其圣,授以天下。夫文言“观”“试”,观试其才也。说家以为譬喻增饰,使事失正是,诚而不存;曲折失意,使伪说传而不绝。造说之传,失之久矣。後生精者,苟欲明经,不原实,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,重是之文,以为说证。经之传不可从,《五经》皆多失实之说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行事成文,较著可见,故颇独论。

 

译文

 

  儒者解释五经,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。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,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。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,遵循旧有的解释,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。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,就急于当老师教人,及早做官,迫切地争着往上爬,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,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。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,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,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,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,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。

  解说《尚书》的人,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,后来遇到秦朝焚烧《诗》、《书》,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。说秦朝焚烧《诗》、《书》是对的,说《尚书》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。《尚书》本来有一百篇,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。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,焚烧五经,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《尚书》隐藏在山中。汉文帝时,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《尚书》。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,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《尚书》二十余篇。伏生年老死去,《尚书》因此残缺不全。晁错将《尚书》传授于倪宽。到汉宣帝时,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,得到失传的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各一篇,把它们呈奏给朝廷。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,这以后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又各增加了一篇,而《尚书》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。到汉景帝的时候,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,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《尚书》。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,没有谁能读懂,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,外间不能得见它。到汉成帝时,征求能治古文《尚书》的学者。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《尚书》的序言,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《尚书》,把它献给汉成帝。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《尚书》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,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。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,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,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。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《尚书》流传在世间,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《尚书》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。

 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,烧的是解释《诗经》的著作,《诗经》本文并没有被烧毁。《诗经》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。“书”,是五经的总名称。传上说:“男子不读经书,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。”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,孔子说:“这简直是害人子弟。”子路说:“费地有老百姓,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,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?”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“书”。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,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。秦始皇三十四年,在咸阳宫设酒宴,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。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。齐人淳于越进谏,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,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、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,就无法挽救,讥讽周青臣的称颂,称之为阿谀奉承。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,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,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,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,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,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。可见五经都烧了,不光是烧掉了解释《诗经》的书籍。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“诗家之书”的说法,看到焚书令中的“诗书”二字,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《诗经》的书籍了。

 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《尚书》被秦朝所焚烧,而认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当时已经亡失没有被烧掉的部分。真像这种说法的话,《尚书》二十九篇,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。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,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?伏生年纪大了,晁错跟他学习《尚书》时,恰好学得二十多篇,伏生死了,所以唯独二十九篇出现在世间,而七十一篇亡失了。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,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。

  有人说《尚书》的二十九篇,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。四七二十八篇,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,所以有二十九篇。《尚书》在秦朝灭绝,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,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?汉宣帝时,得到散失了的《尚书》和《易》、《礼》各一篇,《礼》、《易》的篇数也才补足,又哪会有所效法呢?根据百篇《尚书》的序言,缺遗的有七十一篇,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,怎么行呢?有人解释说:“孔子另外选了二十九篇,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。”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,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。二十九篇残缺不全,就有传授它的人,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,编造出效法星宿的说法,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,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。经书有篇数,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;有章节句读,就像有文字一样。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子,句子具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,章节具有一定的体例以缀结成篇。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。说篇数有所效法,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。《诗经》古时候也有几千篇,孔子删去重复的篇数,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,如同《尚书》只有二十九篇一样。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有所效法,这就是说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。

  有人解释《春秋》,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。《春秋》按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,如同《尚书》有一百篇一样,一百篇无所效法,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?解释《春秋》的人说:“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,‘人道’周全,‘王道’完备,表彰好的,谴责坏的,整顿乱世,使它返回正道,没有比得上《春秋》的。”如此说来,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,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。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,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,横行天下了,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,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。孔子编写《春秋》,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,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;将士有一万二千人,正像《春秋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。六师一万二千人,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,那么孔子通过《春秋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,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。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,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,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,所以经传的篇数,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。考订核实根本,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,孔子编写《春秋》和那些贤人写书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圣人写经,贤人写书,意义和道理讲尽了,文辞完备了,就构成了篇。他们编写一篇,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,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。如果种类不同,论说不一样,就另外写成一篇。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,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,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,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?

  有人解释《春秋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,认为上寿九十年,中寿八十年,下寿七十年,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《春秋》的,三八二十四,所以是二百四十年。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。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,为人之道周全,君王治国之道完备。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,那么所谓把“人道”、“王道”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;如果说所谓把“人道”、“王道”讲透的说法正确,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。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,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?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,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。《洪范》用五纪、岁、月、日、星,是记录事情的文字,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。《春秋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,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,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根据了。实际上,孔子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,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“王道”。根据中寿三世的说法,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。如果根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“王道”,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出现的。如果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,取三八二十四之数,二百四十年就行了,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?解释的人又说:“这是想要配合鲁隐公纪元的开始。不多取二年,那么隐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记载在经书里了。”如果《春秋》本来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而作的,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端呢?必须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,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备为根据,根据中寿三世年数的说法不再适用了。假如隐公享国五十年,是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呢?还是从中间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呢?如果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全记载下来,那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就从中间被割断了。如果从中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的年数,那么隐公纪元的开始又不符合了,怎么能行呢?况且年和月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,它们所记载的,是同一回事。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确定的,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数字作为根据了。年数是根据中寿三世,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呢?《春秋》有年数,就同《尚书》有章一样。用章揭示要旨,用年来记载事情。说《春秋》的年数有根据,这就是说《尚书》的章也是有所根据的了。

  解释《易》的人都认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,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。圣王兴起,黄河中出图,洛水中出书。伏羲称王,《河图》从黄河水中出现,这就是《易》的八卦。夏禹时得到《洛书》,书从洛水中出现,这就是《尚书·洪范》中的九畴。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,夏禹依据《洪范》来治理洪水。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《河图》,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《连山》;归藏氏之王得到《河图》,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《归藏》;伏羲氏之王得到《河图》,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《周易》。这种经上的卦都是六十四个,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写出彖辞十八章。世间传授解释《易》的人,说是伏羲制作八卦,如果不切实地考究《易》的本源,那就会认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。伏羲是得到八卦,并不是制作了八卦;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,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。推演制作的说法,产生于俗传之中。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,就会使那些真实情况几乎全部被抹杀而不存在了。既不知道《易》就是《河图》,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间的是哪一家的《易》,也许是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,也许是《周易》。依据夏、殷、周三代删减增加的礼制,有显著的区别。如果因为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,就说今天的《易》是《周易》,那么今天的《礼经》也就应该是周代的礼了。然而《周礼》的六典和现存的《礼经》却并不相符合,今天的《礼经》不一定就是周礼,那么也应该怀疑今天的《易》不一定就是《周易》了。但是,考察左丘明在《左传》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辞和今天的《易》又很相符合,据此,今天的《易》大概就是《周易》了。

  解释《礼》的人都知道《礼》,今天的《礼经》是哪个朝代的礼制呢?

  孔子说:“殷代承袭的是夏代的礼制,其中增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。周代承袭的是殷代的礼制,其中增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。”由此说来,夏、殷、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礼制。现在流传的《礼经》是周代的礼制呢?还是夏、殷时代的礼制呢?如果认为它是周代的礼制,那么周礼有六典,而考察今天的《礼经》,却并不见六典。也许由于殷礼并没有全部绝迹,而记载六典的礼书却没有流传下来,世人根据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《礼经》说成是周礼了。考察《周礼》记载的礼仪制度,与今天的《礼经》不相符合,那么《周礼》应该是记载六典的了。《周礼》一度失传,就像古文《尚书》和《春秋左氏传》一度不流传一样。

  解释《论语》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释字义和文意,不知道《论语》原本有多少篇;仅仅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,却不知道《论语》只用一尺长的竹简来书写的意思。所谓《论语》,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,他们接受教诲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,达到几十几百篇,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,是为了记录简要,怀藏携带方便。因为《论语》不是作为经书遗存下来的,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,所以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来记录,而不用写经书用的二尺四寸长的竹简。汉朝兴起时《论语》失传了,到汉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,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,得到古文《论语》二十一篇,加上齐、鲁、河间的九篇,正好三十篇。到汉昭帝时读到古文《论语》二十一篇,到汉宣帝时把古文《论语》交给太常博士。当时还说它的文字难懂,给它取名叫传,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于传授和诵读。当初,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用它传授给鲁人扶卿,扶卿官至荆州刺史,才开始称这部书为《论语》。现在称为《论语》的只有二十篇,又散失了齐、鲁、河间的九篇。原本有三十篇,分散遗失,有的只剩二十一篇,篇目有多有少,文字辞句有对有错。解释《论语》的人,仅仅知道用些琐碎的问题来提问,用些细微的问题来责难,却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数章目。温习旧有的知识就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,这就可以当老师了。现在不了解古代的情况,怎么能称作老师呢?

  孟子说:“圣王采诗的盛事废除了,《诗》也就不作了,《诗》不作了才会写作《春秋》。晋国的《乘》,楚国的《梼杌》,鲁国的《春秋》都是同一类的史书。”《春秋》是鲁国史书的别称,跟《乘》和《梼杌》是同样的。孔子沿袭旧有的名称,用来称呼《春秋》这部经书,不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和深奥美妙的道理。现在的俗儒解释《春秋》说:“春天庄稼开始生长,秋天庄稼成熟。《春秋》这部经书,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终,所以称为《春秋》。”《春秋》这部经书和《尚书》有什么不同呢?解释《尚书》的人,认为它是上古帝王的书,有人又认为是帝王所做的事,而由臣子们记录成书的,是根据事实而给它取的名称,不是没有事实根据随心所欲而表现它的奇异。解释《尚书》的人掌握了这部经书的真实情况,解释《春秋》的人却违背了孔子的本意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记载:“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,出现了日食。不写明纪日的干支,这是史官失职。”说“史官失职”这句话,大概是符合实际的。史官记录事件,如同现在记录皇帝言行的书,年月因为还比较大而不容易遗漏,日子则因为较小而容易遗忘。因为写历史以记载善恶为主要内容,而不在意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。就像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穀梁传》一样,日月并不具体,往往是故意这样做的。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,却故作怪异的解释;本来是直截了当的记载,却增添了许多曲折复杂的道理,这并不是孔子的心意。《春秋》实际上也讲到了冬夏的事情,书上所以不写冬夏二字,也和不写具体的日月一样,同属一回事情。

  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,都是土地的名称。尧以唐地的诸侯继承帝位,舜从虞地得以显达,禹由夏地兴起,成汤由殷地而兴盛,周武王凭借周地而建功立业,这都是原本他们得以兴盛发达的地方,尊重根本不忘初始,所以用来作为国号,就像人有姓一样。解释《尚书》的人,都认为这些统治天下的朝代称号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,是表示功德的名称,包含着兴盛昌隆的意义。因此说“唐”这个字的意思,是浩大无边;“虞”这个字的意思是安乐;“夏”这个字的意思是正大;“殷”这个字的意思是适中;“周”这个字的意思是周至。尧就是功德浩大无比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来称赞他;舜就是天下安定欢乐;禹继承尧舜的帝业,使道德崇高浩大,老百姓不知怎样来称赞他;殷就是使道德适中;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无所不至。它的立义极美,对唐尧、虞舜、夏、殷、周五代的赞颂也是够高的了,然而却违背了它们真正的实情,背离了它们最初的含意。以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为国号,如同秦朝以秦为国号,汉朝以汉为国号一样。秦朝兴起于秦地,汉代兴起于汉中,所以国号就称为秦、汉,如同王莽从新都侯兴起,因此国号称为新一样。如果秦、汉两代记载在经传上,这些解释经传的人又会把秦、汉名称的由来从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释了。

  尧年老了,寻求能够继承帝位的人,四岳推举舜来继位。尧说:“我姑且试一试看!”解释《尚书》的人却说:“试,就是用的意思;我姑且用他当天子。”《尚书》的文字记载是尧要舜试做天子。《尚书》的记载又说:“‘我要把女儿嫁给舜,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观察他治家的情况。’所谓观察,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让大家来观察,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。”这样说的目的,是为了使尧、舜的形象更加高大,认为圣人互相认识已经很清楚了,不须观察试用,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样,很坦然地相互信任。《尚书》上又说:“‘四方来朝的宾客都肃然恭敬,又让舜担任守山林的官,即使在烈风雷雨中他也不会迷误。’解释经书的人说大麓,指的是三公的位置。处在一公的位置上,却总揽另外二公的事务,事务虽多,都处理得很好,就像在疾风大雷雨中不迷误一样。”圣人的才智高,未必就互相了解。已有的事例是,舜难以识别佞人,让皋陶陈述识别人的方法。佞人难于看清,圣人也难以识别。尧的才能,如同舜的智慧一样。舜识别佞人的能力,就如同尧识别圣人的能力一个样。尧听说舜是贤人,四岳推举他,心里知道他很杰出,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国家的才能,所以说:“我姑且试一试看!”在职责上测试他,把女儿嫁给他,观察他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,职事治理得很好而没有荒废,夫道正而不邪。又让他进入深山老林,从而观察他圣明之处,遇上烈风疾雨,他始终不会迷惑。尧才知道他圣明,把天下传授给他。《尚书》上用的字是“观”字和“试”字,是说观试舜的才能。解释《尚书》的人把它们当作比喻和渲染的字,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,灭绝而不复遗存;事实被歪曲而失去原意,使得不真实的解释久传而不断绝。那些编造的解释的流传,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。后辈精明的人,只是想能够解释经书,根本不考察史实,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,也只是用古人的说法来对照,追随陈旧的解释罢了,重复这类文字,把它当作解释的根据。解释经书的文字不可相信,五经中多有失实的说法。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中已有的事例和现存的文字,明显地可以见到,因此单对它们略微作一番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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