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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章 须颂篇-论衡

 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,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,鸿德乃彰,万世乃闻。问说《书》者:“‘钦明文思’以下,谁所言也?”曰:“篇家也。”“篇家谁也?”“孔子也。”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。“自卫反鲁,然後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也。”鸿笔之奋,盖斯时也。或说《尚书》曰:“尚者,上也;上所为,下所书也。”“下者谁也?”曰:“臣子也。”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。问儒者:“礼言制,乐言作,何也?”曰:“礼者上所制,故曰制;乐者下所作,故曰作。天下太平,颂声作。”方今天下太平矣,颂诗乐声可以作未?传者不知也,故曰拘儒。卫孔悝之鼎铭,周臣劝行。孝宣皇帝称颍川太守黄霸有治状,赐金百斤,汉臣勉政。夫以人主颂称臣子,臣子当褒君父,於义较矣。虞氏天下太平,夔歌舜德;宣王惠周,《诗》颂其行;召伯述职,周歌棠树。是故《周颂》三十一,《殷颂》五,《鲁颂》四,凡《颂》四十篇,诗人所以嘉上也。由此言之,臣子当颂,明矣。

  儒者谓汉无圣帝,治化未太平。《宣汉》之篇,论汉已有圣帝,治已太平;《恢国》之篇,极论汉德非常实然,乃在百代之上。表德颂功,宣褒主上,《诗》之颂言,右臣之典也。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,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,未为德也。汉,今天下之家也;先帝、今上民臣之翁也。夫晓主德而颂其美,识国奇而恢其功,孰与疑暗不能也?孔子称“大哉!尧之为君也!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”!或年五十击壤於涂,或曰:“大哉!尧之德也。”击壤者曰: “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尧何等力?”孔子乃言“大哉!尧之德”者,乃知尧者也。涉圣世不知圣主,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;知圣主不能颂,是则暗者不能言是非也。然则方今盲喑之儒,与唐击壤之民,同一才矣。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,知尧德,盖尧盛也;击壤之民云“尧何等力”,是不知尧德也。

  夜举灯烛,光曜所及,可得度也;日照天下,远近广狭,难得量也。浮於淮、济,皆知曲折;入东海者,不晓南北。故夫广大从横难数,极深,揭历难测。汉德酆广,日光海外也。知者知之,不知者不知汉盛也。汉家著书,多上及殷、周,诸子并作,皆论他事,无褒颂之言,《论衡》有之。又《诗》颂国名《周颂》,杜抚、〔班〕固所上《汉颂》,相依类也。

  宣帝之时,画图汉列士,或不在於画上者,子孙耻之。何则?父祖不贤,故不画图也。夫颂言,非徒画文也。如千世之後,读经书不见汉美,後世怪之。故夫古之通经之臣,纪主令功,记於竹帛;颂上令德,刻於鼎铭。文人涉世,以此自勉。汉德不及六代,论者不德之故也。

  地有丘洿,故有高平,或以锸平而夷之,为平地矣。世见五帝、三王为经书,汉事不载,则谓五、三优於汉矣。或以论为锸,损五、〔三〕,少丰满汉家之下,并为平哉!汉将为丘,五、三转为洿矣。湖池非一,广狭同也,树竿测之,深浅可度。汉与百代俱为主也,实而论之,优劣可见。故不树长竿,不知深浅之度;无《论衡》之论,不知优劣之实。汉在百代之末,上与百代料德,湖池相与比也,无鸿笔之论,不免庸庸之名。论好称古而毁今,恐汉将在百代之下,岂徒同哉!

  谥者,行之迹也。谥之美者,成、宣也;恶者,灵、历也。成汤遭旱,周宣亦然。然而成汤加“成”,宣王言“宣”,无妄之灾,不能亏政,臣子累谥,不失实也。由斯以论尧,尧亦美谥也,时亦有洪水,百姓不安,犹言尧者,得实考也。夫一字之谥,尚犹明主,况千言之论,万文之颂哉?

  船车载人,孰与其徒多也?素车朴船,孰与加漆采画也?然则鸿笔之人,国之船车、采画也。农无〔强〕夫,谷粟不登;国无强文,德暗不彰。汉德不休,乱在百代之间,强笔之儒不著载也。高祖以来,著书非不讲论汉。司马长卿为《封禅书》,文约不具。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,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、平。陈平仲纪光武。班孟坚颂孝明。汉家功德,颇可观见。今上即命,未有褒载,《论衡》之人,为此毕精,故有《齐世》、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、《验符》。

 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。鸿笔之人,国之云雨也。载国德於传书之上,宣昭名於万世之後,厥高非徒参天也。城墙之土,平地之壤也,人加筑蹈之力,树立临池。国之功德,崇於城墙,文人之笔,劲於筑蹈。圣主德盛功立,〔若〕不褒颂纪载,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?人有高行,或誉得其实,或欲称之不能言,或谓不善,不肯陈一。断此三者,孰者为贤?五、三之际,於斯为盛。孝明之时,众瑞并至,百官臣子,不为少矣,唯班固之徒,称颂国德,可谓誉得其实矣。颂文谲以奇,彰汉德於百代,使帝名如日月,孰与不能言,言之不美善哉?

  秦始皇东南游,升会稽山,李斯刻石,纪颂帝德。至琅琊亦然。秦无道之国,刻石文世,观读之者见尧、舜之美。由此言之,须颂明矣。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,无从升会稽历琅琊之阶也。弦歌为妙异之曲,坐者不曰善,弦歌之人,必怠不精。何则?妙异难为,观者不知善也。圣国扬妙异之政,众臣不颂,将顺其美,安得所施哉?今方〔技〕之书在竹帛,无主名所从生出,见者忽然,不卸服也。如题曰“〔某〕甲某子之方,”若言“已验尝试,”人争刻写,以为珍秘。上书於国,奏〔记〕於郡,誉荐士吏,称术行能,章下记出,士吏贤妙。何则?章表其行,记明其才也。国德溢炽,莫有宣褒,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,咎在俗儒不实论也。

  古今圣王不绝,则其符瑞亦宜累属。符瑞之出,不同於前,或时已有,世无以知,故有《讲瑞》。俗儒好长古而短今,言瑞则渥前而薄後。《是应》实而定之,汉不为少。汉有实事,儒者不称;古有虚美,诚心然之。信久远之伪,忽近今之实。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,《能圣》《实圣》,所以兴也。儒者称圣过实,稽合於汉,汉不能及。非不能及,儒者之说使难及也。〔如〕实论之,汉更难及。谷熟岁平,圣王因缘以立功化,故《治期》之篇,为汉激发。治有期,乱有时。能以乱为治者优,优者有之。建初孟年,无妄气至,圣世之期也。皇帝执德,救备其灾,故《顺鼓》、《明雩》,为汉应变。是故灾变之至,或在圣世。时旱祸湛,为汉论灾。是故《春秋》为汉制法,《论衡》为汉平说。从门应庭,听堂室之言,什而失九,如升堂窥室,百不失一。《论衡》之人在古荒流之地,其远非徒门庭也。

  日刻径重千里,人不谓之广者,远也。望夜甚雨,月光不暗,人不睹曜者,隐也。圣者垂日月之明,处在中州。隐於百里,遥闻传授,不实。形耀不实,难论。得诏书到,计吏至,乃闻圣政。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,颂德遗膏腴之美。使至台阁之下,蹈班、贾之迹,论功德之实,不失毫厘之微。武王封比干之墓,孔子显三累之行。大汉之德,非直比干三累也。道立〔邮〕表,路出其下,望〔邮〕表者昭然知路。汉德明著,莫立邦表之言,故浩广之德未光於世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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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

作者:佚名
 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,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,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,万代以后才能知道。问解释《尚书》的人:“‘尧敬慎节俭,明察四方,善治天下,思虑通达’以下的话,是谁人说的?”答:“著作家说的。”“著作家是谁呢?”“是孔子。”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。“从卫国返回鲁国后,才把《诗》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,《雅》乐和《颂》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。”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,大约就在这个时候。有人解释《尚书》的含义说:“‘尚’就是‘上’(君王)的意思;君王的所作所为,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,因此叫《尚书》。”“下面的人是谁呢?”“是臣子”。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。问儒者:“为什么把礼说成是‘制定’的,把乐说成是‘创作’的呢?”答:“礼是君王制定的,所以说是制定;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,所以说是创作。天下太平,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。”

  当今天下太平了,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,可不可以创作,释经的人不知道,所以称他为“拘儒”。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,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。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,赏赐一百斤金子,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。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,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,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。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,夔歌颂舜的功德。周宣王使周朝中兴,《诗》里就颂扬他的品行。召伯勤于政事,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。所以《周颂》有三十一篇,《殷颂》有五篇,《鲁颂》有四篇,总共颂有四十篇,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。照此说来,臣下应当颂扬君王,是很明白的了。

 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,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。《宣汉篇》中,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,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。《恢国篇》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,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。表彰颂扬功德,宣扬称颂皇帝,《诗》中写有颂诗,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。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,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,不能称为美德。汉朝,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;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,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。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,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,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,谁高明呢?

  孔子称颂说:“真是太伟大了,尧这样的君王!只有天最伟大,只有尧能够效法它。尧的功德浩大无际,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。”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。有人说:“真伟大呀,尧的功德!”击壤的人说:“我太阳出来就干活,太阳落山就休息,挖井而饮用井水,耕田而食用粮食,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?”孔子及称颂“真伟大呀,尧的功德”的人,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。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,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,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,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。这样说来,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,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,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。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“真伟大啊”的人,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,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;击壤的老百姓说“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”,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。

  夜间点燃灯烛,光亮所达到的地方,是可以测量到的,太阳照耀天下,普及远近广狭之处,难于测量。在淮河、济河中乘船,都知道它们的曲折;乘船进入东海的人,就分不清南北了。所以,如果过于广阔,长宽就很难计算;非常深,深浅就很难测量。汉朝功德盛广,如同太阳的光辉、大海的海面一样。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,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。汉朝人写书,大多上溯到殷、周时代,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,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,没有褒颂帝王的话,而《论衡》里面就有。又有《诗》里称颂周代的叫《周颂》,与杜抚、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,是相类似的。

  汉宣帝的时候,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,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,子孙为此感到可耻。为什么呢?父祖辈不贤良,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。那些称颂的话,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,而是文字记录。如果千代以后,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,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。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,记载君王的盛功,记录在竹帛之上;称颂君王的美德,铸刻铭文于鼎上。文人经历世事,以此来自我勉励。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六代,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。

 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,所以有高有低,有人用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,地面就成为平地了。一般人看到五帝、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,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,就认为五帝、三王时代比汉代好。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锸,减掉一点对五帝、三王的颂扬,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,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!汉代将会成为山丘,五帝、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。湖和池不一样,尽管面积相同,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,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。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,同样都是君王,依据事实评论他们,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。所以,不树立长竿,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;没有《论衡》的评论,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。汉代在百代的最后,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,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。没有大手笔的评论,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。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,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,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!

  谥号,是生前行为的评价。谥号好的,如“成”、“宣”之类;谥号不好的,如“灵”、“厉”之类。成汤时遇到旱灾,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,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“成”的谥号,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“宣”。偶然发生的灾害,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,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,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。据此以评论尧。“尧”也是好的谥号。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,老百姓生活不安定,仍然给他“尧”这个谥号,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。一个字的谥号,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,何况千言的评论,万字的颂扬呢?

 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,哪种办法好呢?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,哪种更美呢?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,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。农业没有强劳力,庄稼就没有收成;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,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。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,混杂在百代之中,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,自从汉高祖以来,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。司马长卿写过《封禅书》,文章写得简略,论述不够完备。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。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、平帝的事迹。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。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。汉代的功德,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。当今皇帝即位,没有颂扬的记载,《论衡》的作者,为此费尽了精力,所以有《齐世》、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、《验符》等篇的出现。

  龙不借助云雨,就不能高入云霄,擅长写作的人,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。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,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,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。城墙上的土,原来是平地上的土,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,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。国家的功德。比城墙更崇高;文人的笔,比夯踩更有劲。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,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,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?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,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,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,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。判断这三种人,哪一种贤良呢?从五帝、三王时代开始,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。汉明帝的时候,各种祥瑞同时出现,各级官吏大臣,不算少了,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,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。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,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,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,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,哪一个好呢?

 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,登上会稽山,李斯刻石立碑,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。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。秦国,是个无道的国家,刻石立碑粉饰当世,观看阅读碑文的人,仿佛看到了像尧、舜那样的美德。由此说来,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。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,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、瑯琊山。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,听众不说好,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。为什么呢?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,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。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,朝中大臣不赞颂,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,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?

 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,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,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,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。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,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,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,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。向朝廷上奏章,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,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,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,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,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、才能高的美名。为什么呢?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,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。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,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,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,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。

 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,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。

  当今符瑞的出现,不同于古代,或许已经有了,世人无法认识它,所以我就写了《讲瑞篇》。俗儒喜好颂古非今,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,我的《是应篇》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、判断,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。汉代有具体的事例,俗儒不称颂;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,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。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,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,这就是我写作“三增”、“九虚”的原因,《能圣》、《实圣》也因此而写出来了。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,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,汉代就赶不上古代。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,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。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,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。

  粮食丰收,年岁太平,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,所以我的《治期篇》,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。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,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,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。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。建初初年,无妄灾变出现,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。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,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,所以我在《顺鼓篇》、《明雩篇》中,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。所以灾变的出现,或许在圣明之世,有时旱灾,有时水灾,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。所以《春秋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,《论衡》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。

  在门庭间服役,听堂室里的话,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;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,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。《论衡》的作者,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,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。太阳直径千里,人们不认为它大,因为它离人太远了,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,月光并不阴暗,人们看不见月光,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。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,因为住在中州,隐居在深宫,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。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。诏书下达,上计吏归来,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。因此,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,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。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,继承班固、贾逵的事业,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,不会有丝毫的失误。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,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。大汉朝的功德,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。大道上设立路标,道路标明在路标下,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。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,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,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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