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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章 治期篇-论衡

  世谓古人君贤,则道德施行,施行则功成治安;人君不肖,则道德顿废,顿废则功败治乱。古今论者,莫谓不然。何则?见尧、舜贤圣致太平,桀、纣无道致乱得诛。如实论之,命期自然,非德化也。

  吏百石以〔下〕,若〔斗〕食以〔上〕,居位治民,为政布教,教行与止,民治与乱,皆有命焉。或才高行洁,居位职废;或智浅操洿,治民而立。上古之黜陟幽明,考功,据有功而加赏,案无功而施罚。是考命而长禄,非实才而厚能也。论者因考功之法,据效而定贤,则谓民治国安者,贤君之所致;民乱国危者,无道之所为也。故危乱之变至,论者以责人君,归罪於为政不得其道。人君受以自责,愁神苦思,撼动形体,而危乱之变,终不减除。空愤人君人心,使明知之主,虚受之责,世论传称,使之然也。

 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,不能化当乱之世。良医能行其针药,使方术验者,遇未死之人,得未死之病也。如命穷病困,则虽扁鹊末如之何。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,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;药气之愈病,犹教导之安民也,皆有命时,不可令勉力也。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,子服景伯以告孔子。孔子曰:“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!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!”由此言之,教之行废,国之安危,皆在命时,非人力也。

  夫世乱民逆,国之危殆,灾害系於上天,贤君之德,不能消却。《诗》道周宣王遭大旱矣。《诗》曰:“周余黎民,靡有孑遗。”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。宣王贤者,嫌於德微。仁惠盛者,莫过尧、汤,尧遭洪水,汤遭大旱。水旱,灾害之甚者也,而二圣逢之,岂二圣政之所致哉?天地历数当然也。以尧、汤之水旱,准百王之灾害,非德所致,非德所致,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。

  贤君之治国也,犹慈父之治家。慈父耐平教明令,耐使子孙皆为孝善。子孙孝善,是家兴也;百姓平安,是国昌也。昌必有衰,兴必有废。兴昌非德所能成,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。昌衰兴废,皆天时也。此善恶之实,未言苦乐之效也。家安人乐,富饶财用足也。案富饶者命厚所致,非贤惠所获也。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,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。故世治非贤圣之功,衰乱非无道之致。国当衰乱,贤圣不能盛;时当治,恶人不能乱。世之治乱,在时不在政;国之安危,在数不在教。贤不贤之君,明不明之政,无能损益。

  世称五帝之时,天下太平,家有十年之蓄,人有君子之行。或时不然,世增其美,亦或时政致。何以审之?夫世之所以为乱者,不以贼盗众多,兵革并起,民弃礼义,负畔其上乎?若此者,由谷食乏绝,不能忍饥寒。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,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。传曰:“仓禀实,民知礼节;衣食足,民知荣辱。”让生於有余,争起於不足。谷足食多,礼义之心生;礼丰义重,平安之基立矣。故饥岁之春,不食亲戚,穰岁之秋,召及四邻。不食亲戚,恶行也;召及四邻,善义也。为善恶之行,不在人质性,在於岁之饥穰。由此言之,礼义之行,在谷足也。案谷成败,自有年岁。年岁水旱,五谷不成,非政所致,时数然也。必谓水旱政治所致,不能为政者莫过桀、纣,桀、纣之时,宜常水旱。案桀、纣之时,无饥耗之灾。灾至自有数,或时返在圣君之世。实事者说尧之洪水,汤之大旱,皆有遭遇,非政恶之所致。说百王之害,独谓为恶之应,此见尧、汤德优,百王劣也。审一足以见百,明恶足以照善。尧、汤证百王,至百王遭变,非政所致,以变见而明祸福。五帝致太平,非德所就,明矣。

  人之温病而死也,先有凶色见於面部。其病,遇邪气也,其病不愈。至於身死,命寿讫也。国之乱亡,与此同验。有变见於天地,犹人温病而死,色见於面部也。有水旱之灾,犹人遇气而病也。灾祸不除,至於国亡,犹病不愈,至於身死也。论者谓变征政治,贤人温病色凶,可谓操行所生乎?谓水旱者无道所致,贤者遭病,可谓无状所得乎?谓亡者为恶极,贤者身死,可谓罪重乎?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,恶人有完强而老寿,人之病死,不在操行为恶也。然则国之乱亡,不在政之是非。恶人完强而老寿,非政平安而常存。由此言之,祸变不足以明恶,福瑞不足以表善,明矣。

  在天之变,日月薄蚀,四十二月日一食,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,不在政治,百变千灾,皆同一状,未必人君政教所致。岁害鸟帑,周、楚有祸;綝然之气见,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灾。当此之时,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。历阳之都,一夕沈而为湖,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。成败系於天,吉凶制於时。人事未为,天气已见,非时而何?五谷生地,一丰一耗;谷粜在市,一贵一贱。丰者未必贱,耗者未必贵。丰耗有岁,贵贱有时。时当贵,丰谷价增;时当贱,耗谷直减。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,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。

  贤君之立,偶在当治之世,德自明於上,民自善於下,世平民安,瑞佑并至,世则谓之贤君所致。无道之君,偶生於当乱之时,世扰俗乱,灾害不绝,遂以破国亡身灭嗣,世皆谓之为恶所致。若此,明於善恶之外形,不见祸福之内实也。祸福不在善恶,善恶之证不在祸福。长吏到官,未有所行,政教因前,无所改更。然而盗贼或多或寡,灾害或无或有,夫何故哉?长吏秩贵,当阶平安以升迁,或命贱不任,当由危乱以贬诎也。以今之长吏,况古之国君,安危存亡,可得论也。

 

译文

 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,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;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,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。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,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?这表现在尧、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,桀、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。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,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,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。

  凡“百石”以下和“斗食”以上的各级官吏,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,办理政事施行教化,教化行得通行不通,老百姓安定与动乱,都是由“命”决定的。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,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;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,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。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,提拔贤明的官吏,要考核官吏的政绩,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,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。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“命”而推崇他们的“禄”,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,重视他们的能力。

 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,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,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,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;百姓动乱国家危险,是君王无道造成的。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,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,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。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,精神思想愁苦不已,身心操劳,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。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,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,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。

 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,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。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,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,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,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。如果寿命到了尽头,病已无法医治,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。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,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。药力能治好病,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。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,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。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,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,孔子说:“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,这是天命决定的!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,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!”据此说来,教化行不行得通,国家的安定危乱,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,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。

 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,国家的危险灾害,决定于上天,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。《诗经》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周朝留下的众民,没有一人不受罪。”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。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,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,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,谁也超不过尧和汤,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,汤却遭受大旱之灾。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,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。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?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。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,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,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。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,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。

  贤君治理国家,好比慈父管理家庭。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,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。子孙是孝善的人,是家庭兴旺的表现;百姓平安,是国家昌盛的表现。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,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。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,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。昌衰兴废,都是由天时决定的。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,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。家庭平安老少欢乐,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。

  考察富饶的人,是因为他的“命厚”而带来的,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。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“命禄”厚重,却不知道国家安定,教化施行,是由于“历数”吉利所决定的。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,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。国家该当衰乱,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;时势该当太平,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。天下的太平与动乱,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;国家的安危,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。君王贤与不贤,政治清不清明,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。

 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,天下太平,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,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。也许事实不是这样,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;也或许是这样,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。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?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,不是由于盗贼众多,到处发生战争,老百姓抛弃了礼义,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?像这类事情,是由于粮食缺乏,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。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,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。

  传上说:“谷仓米库充足,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;衣服食物富足,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。”谦让产生于富余,争斗起因于不足。谷物充足食物丰富,礼义之心就会产生;礼仪盛多讲究礼义,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。因此,荒年的春天,不拿东西给亲戚吃;丰年的秋天,邀请四邻共同享受。不拿东西给亲戚吃,是恶劣的行为;邀请四邻共同享受,是善良的义举。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,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,而在于年岁的丰歉。因此说来,礼义的推行,在于谷物的充足。

 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,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。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,庄稼没有收成,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,而是“时数”本该如此。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,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,那么桀、纣当政之时,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。考察桀、纣当政之时,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。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“时数”,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。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、汤时的大旱,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“时数”,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。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,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,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、汤道德高尚,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。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,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。根据尧、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,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,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。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,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,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,就很清楚了。

 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,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。生这种病,是遇到邪气了。这种病治不好,会引起死亡,寿命就会终结。国家的混乱危亡,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。天地间有灾变出现,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,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。出现水旱灾害,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。灾祸不消除,就会引起国家灭亡;如同病治不好,会引起人死亡一样。

 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,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,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?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,贤人生了病,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?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,贤人死了,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?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,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。病死的人,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。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,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。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,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。由此说来,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,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,就很清楚了。

 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,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、月食现象,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,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。日食、月食的发生,有一个固定的期数,不在于政治的好坏。千百次灾变,都是同一种情况,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。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,周、楚两国将有灾祸;慧星出现,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。正当这个时候,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,不一定有什么失误。历阳县城,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,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,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。

  成败决定于上天,吉凶决定于时数。人还没有具体行动,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,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?五谷生长在田地里,有时丰收有时歉收;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,价格有时高有时低。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,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。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,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。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,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;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,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。谷物的价格高低,不在于丰收歉收,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。

  贤君登位,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,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,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,天下太平百姓安乐,祥瑞福祐,一齐到来,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。无道的君王,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,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,灾害接连不断,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,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。诸如此类的说法,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,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。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,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。地方官上任,没有什么作为,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,没有什么更改变动,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,灾害有时有有时无,这是什么缘故呢?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,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,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,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。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,去比照古代的国君,国家的安危存亡,产生的原因,就可以得出结论了。阅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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