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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章 效力篇-论衡

  《程才》、《量知》之篇,徒言知学,未言才力也。人有知学,则有力矣。文吏以理事为力,而儒生以学问为力。或问扬子云曰:“力能扛鸿鼎、揭华旗,知德亦有之乎?”答曰:“百人矣。”夫知德百人者,与彼扛鸿鼎、揭华旗者为料敌也。夫壮士力多者,扛鼎揭旗;儒生力多者,博达疏通。故博达疏通,儒生之力也;举重拔坚,壮士之力也。《梓材》曰:“强人有王开贤,厥率化民。” 此言贤人亦壮强於礼义,故能开贤,其率化民。化民须礼义,礼义须文章,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。能学文,有力之验也。问曰:“说一经之儒,可谓有力者? ”曰:非有力者也。陈留庞少都每荐诸生之吏,常曰:“王甲某子,才能百人。” 太守非其能,不答。少都更曰:“言之尚少,王甲某子,才能百万人。”太守怒曰:“亲吏妄言!”少都曰:“文吏不通一经一文,不调师一言;诸生能说百万章句,非才知百万人乎?”太守无以应。夫少都之言,实也,然犹未也。何则?诸生能传百万言,不能览古今,守信师法,虽辞说多,终不为博。殷、周以前,颇载《六经》,儒生所不能说也。秦、汉之事,儒生不见,力劣不能览也。周监二代,汉监周、秦,周、秦以来,儒生不知;汉欲观览,儒生无力。使儒生博观览,则为文儒。文儒者,力多於儒生,如少都之言,文儒才能千万人矣。


  曾子曰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!死而後己,不亦远乎!”由此言之,儒者所怀,独己重矣,志所欲至,独己远矣。身载重任,至於终死,不倦不衰,力独多矣。夫曾子载於仁而儒生载於学,所载不同,轻重均也。夫一石之重,一人挈之,十石以上,二人不能举也。世多挈一石之任,寡有举十石之力。儒生所载,非徒十石之重也。地力盛者,草木暢茂。一亩之收,当中田五亩之分。苗田,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。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,失事理之实矣。夫文儒之力过於儒生,况文吏乎?能举贤荐士,世谓之多力也。然能举贤荐士,上书〔占〕记也。能上书〔占〕记者,文儒也。文儒非必诸生也,贤达用文则是矣。谷子云、唐子高章奏百上,笔有余力,极言不讳,文不折乏,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。孔子,周世多力之人也。作《春秋》,删《五经》,秘书微文,无所不定。山大者云多,泰山不崇朝辩雨天下。夫然则贤者有云雨之知,故其吐文万牒以上,可谓多力矣。


  世称力者,常褒乌获,然则董仲舒、扬子云,文之乌获也。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,绝脉而死。少文之人,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,必将不任,有绝脉之变。王莽之时,省《五经》章句皆为二十万,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,死於烛下,精思不任,绝脉气减也。颜氏之子,已曾驰过孔子於涂矣,劣倦罢极,发白齿落。夫以庶几之材,犹有仆顿之祸,孔子力优,颜渊不任也。才力不相如,则其知〔惠〕不相及也。勉自什伯,鬲中呕血,失魂狂乱,遂至气绝。书五行之牍,〔奏〕十〔言〕之记,其才劣者,笔墨之力尤难,况乃连句结章,篇至十百哉!力独多矣!江河之水,驰涌滑漏,席地长远,无枯竭之流,本源盛矣。知江河之流远,地中之源盛,不知万牒之人,胸中之才茂,迷惑者也。故望见骥足,不异於众马之蹄,蹑平陆而驰骋,千里之迹,斯须可见。夫马足人手,同一实也,称骥之足,不荐文人之手,不知类也。夫能论筋力以见比类者,则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。故夫文力之人,助有力之将,乃能以力为功。有力无助,以力为祸。何以验之?长巨之物,强力之人乃能举之。重任之车,强力之牛乃能挽之。是任车上阪,强牛引前,力人推後,乃能升逾。如牛羸人罢,任车退却,还堕坑谷,有破覆之败矣。文儒怀先王之道,含百家之言,其难推引,非徒任车之重也。荐致之者,罢羸无力,遂却退窜於岩穴矣。


  河发昆仑,江起岷山,水力盛多,滂沛之流,浸下益盛,不得广岸低地,不能通流入乎东海。如岸狭地仰,沟洫决泆,散在丘墟矣。文儒之知,有似於此。文章滂沛,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,亦将弃遗於衡门之下,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,论说政事之务乎?火之光也,不举不明。有人於斯,其知如京,其德如山,力重不能自称,须人乃举,而莫之助,抱其盛高之力,窜於闾巷之深,何时得达?奡、育,古之多力者,身能负荷千钧,手能决角伸钩,使之自举,不能离地。智能满胸之人,宜在王阙,须三寸之舌,一尺之笔,然後自动,不能自进,进之又不能自安,须人能动,待人能安。道重知大,位地难适也。小石附於山,山力能得持之;在沙丘之间,小石轻微,亦能自安。至於大石,沙土不覆,山不能持,处危峭之际,则必崩坠於坑谷之间矣。大智之重,遭信之将,无左右沙土之助,虽在显位,将不能持,则有大石崩坠之难也。或伐薪於山,轻小之木,合能束之。至於大木十围以上,引之不能动,推之不能移,则委之於山林,收所束之小木而归。由斯以论,知能之大者,其犹十围以上木也,人力不能举荐,其犹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。孔子周流,无所留止,非圣才不明,道大难行,人不能用也。故夫孔子,山中巨木之类也。


  桓公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力。管仲有力,桓公能举之,可谓壮强矣。吴不能用子胥,楚不能用屈原,二子力重,两主不能举也。举物不胜,委地而去可也,时或恚怒,斧斫破败,此则子胥、屈原所取害也。渊中之鱼,递相吞食,度口所能容,然後咽之;口不能受,哽咽不能下。故夫商鞅三说孝公,後说者用,前二难用,後一易行也。观管仲之《明法》,察商鞅之《耕战》,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。六国之时,贤才之臣,入楚楚重,出齐齐轻,为赵赵完,畔魏魏伤。韩用申不害,行其《三符》,兵不侵境,盖十五年。不能用之,又不察其书,兵挫军破,国并於秦。殷、周之世,乱迹相属,亡祸比肩,岂其心不欲为治乎?力弱智劣,不能纳至言也。是故碓重,一人之迹不能蹈也;大,一人之掌不能推也。贤臣有劲强之优,愚主有不堪之劣,以此相求,禽鱼相与游也。干将之刃,人不推顿,菰瓠不能伤;


  筱{辂}之箭,机不动发,鲁缟不能穿。非无干将、筱{辂}之才也,无推顿发动之主。菰瓠、鲁缟不穿伤,焉望斩旗穿革之功乎?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强弩。弩力五石,引以三石,筋绝骨折,不能举也。故力不任强引,则有变恶折脊之祸;知不能用贤,则有伤德毁名之败。


  论事者不曰才大道重,上不能用,而曰不肖不能自达。自达者带绝不抗,自衒者贾贱不仇。案诸为人用之物,须人用之,功力乃立。凿所以入木者,槌叩之也,锸所以能撅地者,跖蹈之也。诸有锋刃之器,所以能断斩割削者,手能把持之也,力能推引之也。韩信去楚入汉,项羽不能安,高祖能持之也。能用其善,能安其身,则能量其力、能别其功矣。樊、郦有攻城野战之功,高祖行封,先及萧何,则比萧何於猎人,同樊、郦於猎犬也。夫萧何安坐,樊、郦驰走,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,萧何以知为力,而樊、郦以力为功也。萧何所以能使樊、郦者,以入秦收敛文书也。众将拾金,何独掇书,坐知秦之形势,是以能图其利害。众将驰走者,何驱之也。故叔孙通定仪,而高祖以尊;萧何造律,而汉室以宁。案仪律之功,重於野战,斩首之力,不及尊主。故夫垦草殖谷,农夫之力也;勇猛攻战,士卒之力也;构架斫削,工匠之力也;治书定簿,佐史之力也;论道议政,贤儒之力也。人生莫不有力,所以为力者,或尊或卑。孔子能举北门之关,不以力自章,知夫筋骨之力,不如仁义之力荣也。


译文


  本书《程材篇》和《量知篇》,只论说了知识学问,没有谈才能力量。


  人有了知识学问就有力量。文吏以处理官府事务作力量,而儒生以学问作力量。有人问杨子云:“有力气的人能扛大鼎、拔大旗,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也能这样吗?”回答说:“要一百个人才行。”看来,一百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的力气,才跟那个扛大鼎、拔大旗的人的力气估计是相等的。壮士的力气,能扛大鼎、拔大旗;儒生的精力强,能博览群书,通晓古今,注释说明,融会贯通。所以能博览群书通晓古今,注释说时融会贯通,是儒生精力的表现;举重鼎,拔大旗,是壮士力量的表现。《尚书·梓材》上说:“贤臣辅佐君王任用贤能的人,他能率领教化百姓。”这话是说贤臣在礼义方面很突出,所以能任用贤能的人,并率领他们教化百姓。教化百姓需要礼义,学习礼义需要经书。干完事情有多余的精力,就要学习经书。能够学懂经书,就是有力量的证明。


  有人问:“能讲解一种经书的儒生,可以称得上有力量的人吗?”我说:不是有力量的人。陈留郡的庞少都每次推荐儒生去做官,往往说:“王某某人,才能超过百人。”太守不以为这人有如此能力,不作声。少都又说:“说得还不够,王某某人,才能超过百万人。”太守发脾气说:“我的好官,乱说假话。”庞少都说:“文吏没有弄通经书上的每篇文章,又没有理解老师讲的每句话,儒生能把经书按章句讲解到百万言,这不是才智超过百万人吗?”太守无法用话回答。其实,少都的话是确实的,但还不全面。为什么呢?儒生能解释百万言,不能通古今,墨守和相信老师对经书的解释。虽然话说得很多,但始终不广博。殷、周以前的事情,六经上略有记载,所以儒生能够解说。秦、汉的事情,儒生不明白,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,不能博览的缘故。周朝要借鉴夏代和殷代的事迹,汉朝要借鉴周朝和秦朝的事迹,但周、秦以来的事迹,儒生不知道,汉朝想借鉴周、秦的事迹,儒生却无能为力。假使儒生能广泛考察,就能成为鸿儒。鸿儒,能力比儒生强,正像少都说的,鸿儒的才能能够超过百万人。


  曾子说:“读书人不可以心胸不宽广,意志不坚强,因为他们担子重,道路遥远。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,担子不也很重大吗?死后才停止,道路不也很遥远吗?”像这样说来,唯独儒生所怀的抱负是非常重大的,唯独儒生志向所希望达到的理想是非常远大的。他们身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,直到老死,不疲倦不衰退,唯独精力很强。曾子担负着仁义,儒生负担着学问,虽然负担的方面不同,但重要性却是一样的。一石的重量,一个人能提得起,十石以上的重量,两个人是不可能举起来的。世上很多人能提起一石的担子,很少有能举起十石重量的力气。儒生负担的东西,不仅仅是十石的重量。地力旺盛,草本就长得茂密,一亩的收成,相当于中等四五亩的产量。种庄稼的地,人们知道出产粮食多的地力旺盛,却不懂得写文章多的才智高超,这不符合事理的真实情况。


  鸿儒的能力超过儒生,何况是不如儒生的文吏呢?能被推荐的贤人,世人都认为他们能力强。这样说,能被推荐的贤人,都会给君主或长官上奏记了。能给君主或长官上奏记的是鸿儒。鸿儒不一定是儒生,凡能贤明通达著书写文章的就是鸿儒。谷子云和唐子高上了近百次章奏,笔下有功夫,能毫不隐讳地说尽自己要说的话,而不缺乏文采,这不是有才智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孔子是周代能力很强的人,他写《春秋》,删改五经,对罕见的书籍文章,没有不删定的。山大云就多,泰山最大,它的云形成的雨,不到一个早晨就下遍了天下。那么贤人都有像泰山云雨般的智慧,所以他们能写出万片以上木简的文章,可以说是能力相当强了。


  社会上称赞大力士,常常赞扬乌获,像这样,那么董仲舒、扬子云著书写文章也该像称赞乌获样受到赞扬了。秦武王跟大力士孟说比举鼎,不能胜任,筋脉崩断而死。文才差的人跟董仲舒同样抒发胸中的文思,一定会不胜任,有血脉枯竭的危险。王莽的时候,删定五经的解说,每经都是二十万字,年轻博士郭路晚上删定原来五经的解说,死在灯烛之下,这是因为精力智慧不能胜任,血脉枯竭元气不存的缘故。颜渊,已曾在德行的“路”上超过了孔子,弄得精疲力尽,发白齿落。以接近孔子的才能,尚且还有仆倒力竭的灾祸,可见孔子精力很强,颜渊不能胜任。这不仅是才能精力不如孔子,就是他的智慧也赶不上孔子。勉强做超过自己十倍、百倍能力的事情,会胸中吐血,神魂颠倒,直至气绝。写五行字的书信,上头十个字的奏记,那些才能差的人,笔墨功夫还感觉困难,更何况是连结章句写成文章,达到十篇百篇呢!可见,只有这种人的能力才算强盛。


  长江、黄河的水,汹涌奔驰地滚滚流泻,顺着地势,流得很远,没有枯竭的干流,可见水源旺盛。知道长江、黄河流得很远,是发源地水源旺盛,却不知道能写万简文章的人是由于胸中的才能旺盛,这是缺乏判断力的人。所以有人看见千里马的蹄子,却分不出跟普通马蹄的差别,只有在平地上飞奔,千里马的样子,才立刻可以看出。其实,马蹄与人的手,是同类东西,只称赞千里马的蹄子,却不推崇人的手,这是不懂得类推的缘故。要是能用评论体力的方法来发现经过类比的人,那么就能选择有写文章能力的人到朝廷去做官了。


  于是乎,有写文章能力的人,得依靠有能力的地方长官推荐,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作用。有能力而没有有能力的人推荐,反而会因为有能力受到排斥、打击。用什么来证明呢?又长又大的东西,要力大的人才能举起它。装着重物的车子,要力大的牛才能拉动。因此装着重物的车子上坡,要力大的牛在前面拉,力大的人在后面推,才能爬上去。如果牛瘦弱,人精疲力竭,装着重物的车子后退,反而会落进坑谷中,有翻车摔碎的恶果。鸿儒胸怀先王之道,肚藏各家学说,他们很难推举,不仅仅是装着重物的车子可比。要是推荐的人,软弱无力,于是就会被迫流落到偏僻的地方去。


 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,长江起源于岷山。水力丰盛,浩浩荡荡的流水,逐渐往下流水势越大,但没有广阔的河岸低下的地势,就不能通畅地流入东海。如果河岸狭窄地势较高,河水会倒灌支流,造成决口泛滥,漫流在空旷荒凉的地方。鸿儒的学问,有点像上面说的一样。文章写得气势滂礴、波澜壮阔,不遇到有能力的地方长官提拔举荐,也要被遗弃在一文不值的地方,因此怎么能登上“圣主”的朝廷做官,并议论国家大事呢?火光,不高举不会明亮。这里有人,他的知识像座高丘,他的道德像山样高大,但能力大不能自我举荐,需要有人来推举,没有人的帮助,只好胸怀那旺盛高超的能力,流落到偏僻的地方,什么时候才能飞黄腾达呢?奡和夏育都是古代的大力士,身体能担负千钧重量,手能扭断牛角,拉直铜钩,要是让他自己举自己,身体却不能离开地面。智慧和能力满腹的人,适合在朝廷做官,但必须有能说会写的人推荐,然后才能开始去朝廷做官,而不能一开始就做官,做官也不会一开始就地位稳固,必须靠人推荐才能去朝廷,必须靠人保护才能地位稳固。这是因为具有先王之道多,学问大,难于得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地位。


  小石头附着在山上,山的力量能够支撑它;在沙丘之间,小石头由于轻微,也能自然安稳。至于很大的石头,没有泥沙覆盖,山又不能支撑,处在悬崖峭壁的边上,就必然会崩塌坠落到坑谷里去。智慧很高的人分量大,遇上才能差的地方长官,又没有周围人的帮助,虽然处在显赫地位,地方长官不能支持,就会有大石崩塌的灾难。有人在山上砍柴,能把轻小的树枝合在一起捆起来。至于十抱粗以上的大树,拉它不动,也推它不走,只好就丢在山林里,收拾起捆好的小树枝回家。由此说来,智慧能力高的人,他们就像十抱粗以上的大树,一般人的力量不可能举荐,就像砍柴的人不可能推走、拉动大树一样。孔子周游列国,没有地方留用他,并不是圣人的才能不高明,而是他的道义太深奥很难实行,人们无法任用他的缘故。这样看来,孔子是山中巨大树木一类的人。


  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,一齐来扶正天下,这是靠管仲的能力。管仲有能力,齐桓公能选拔他,可以说是很了不起。吴王不能任用伍子胥,楚王不能任用屈原,是他们二人能力太强,两国君主无法选拔他们。推举重物不能胜任,把它丢在地上而自己离开,这算好的。有时有人忿恨发怒,用斧头砍破弄坏,这就是伍子胥、屈原遭到杀害的原因。深水中的鱼,顺次大鱼吞吃小鱼,估计口中能容纳,然后就吞吃掉它,要是口中不能容纳,就会哽咽吞不下去。所以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,后一次劝说被采用,是因为前二次采用有困难,后一次的容易施行。看管仲的《管子·明法》,商鞅的《商君书·耕战》,本来就不是能力低劣的君主所能采用的。


  六国的时候,贤能的大臣,去到楚国,楚国就强大;离开齐国,齐国就衰弱;帮助赵国,赵国就保全;背离魏国,魏国就削弱。韩国任用申不害,施行他的《三符》,别国军队不敢侵犯韩国国土,大概有十五年。但由于不能任用韩非,又不看他的书,于是军队打败,国家被秦国吞并。殷周时代,动乱的事情接连不断,诸侯亡国的灾祸一个接着一个,难道这些亡国之君心里不想治理国家吗?是他们能力弱智慧差,不能接受高明的意见。所以碓重,靠一个人的脚是不能踩很久的;石磨很大,靠一个人的手是不能推很久的。贤臣有能力很强的长处,愚蠢的君主有不能使用贤臣的短处,贤能的大臣跟愚蠢的君主这样相处在一起,就跟飞禽和鱼类在一起游玩一样。宝剑干将的锋刃,人不抽出来使用,连瓜和瓠都不会被损坏;用筱、簵做的箭,弩机不扣动,连鲁缟也不会被射穿。不是没有宝剑干将、好箭筱簵的才干,而是没有抽剑扣机的人,瓜瓠、鲁缟都没有受损射穿,还怎么能指望它们发挥砍倒敌人军旗射穿敌人皮盔甲的作用呢?所以有一般拉弓的力气,就不要去拉强弩。要五石力气拉开的弩,却用只有三石力气的人去拉,就会折断筋骨,还不能拉开。所以力气不能胜任而要强行去拉,就会有恶变造成脊骨折断的灾祸;才智达不到不要任用贤人,否则会有损伤自己道德,败坏自己名誉的恶果。评论事情的人不说贤人才能强道义深,君主不能任用,而说是由于不贤,不能靠自己飞黄腾达。想依靠自己能力飞黄腾达的人,是终身得不到提拔任用的,就像炫耀自己货好的商人,没有买主欣赏,价钱再便宜,也卖不出去一样。


  考察凡是人使用的东西,都需要有人使用它,其作用才能发挥出来。凿子所以能进入木头里,是槌子敲打它;锸所以能掘地,是有脚掌踩它。凡有锋刃的器物,所以能断开、斩断、割掉、削去东西,是有手能够拿住它们,用力推拉的缘故。韩信离开楚去汉,是因为项羽不能重用他,而刘邦能掌握和使用他。能使用他的长处,能安排他的地位,就能衡量他的能力,能识别他的功绩。樊哙和郦商都有攻打城池野外作战的功绩,汉高祖论功行赏,最先给了萧何,而且把萧何比作猎人,同样把樊哙和郦商比作猎犬。那萧何安稳地坐着,樊哙和郦商奔驰疆场,封赏轮不到奔驰疆场的却先奖励坐着指挥的人,萧何是用自己的智慧作力量,而樊哙和郦商是用他们的武力当作功绩。萧何所以能差遣樊哙和郦商,是因为他进入秦都时收集了与战争有关的公文档案和地图。当时众将领都拾取金银,萧何偏偏收集文书,因此知道了秦军的形势,所以能掌握其利害关系。众将领驱使士卒,萧何则指使他们。所以叔孙通制定朝仪,汉高祖因此受尊崇;萧何制定法律,汉朝因此得安宁。考察朝仪、法律的功绩,重于打仗;斩杀敌首的能力,比不上尊崇君主。因此可见,耕田除草种植五谷,是农夫的能力;勇猛打仗,是士卒的能力;架屋削梁,是工匠的能力;处理公文,是佐史的能力;评论先王之道,议论国家大事,是鸿儒的能力。人生来都有一定的能力,只是用来发挥能力的工作,有贵有贱。孔子能举起北门的闸门,并不因为有此力气而自我炫耀,他知道身体的力气,不如仁义的力量荣耀。【本文由阅读者整理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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