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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章 本性篇-论衡

  情性者,人治之本,礼乐所由生也。故原情性之极,礼为之防,乐为之节。性有卑谦辞让,故制礼以适其宜;情有好恶喜怒哀乐,故作乐以通其敬。礼所以制,乐所为作者,情与性也。昔儒旧生,著作篇章,莫不论说,莫能实定。

  周人世硕,以为“人性有善恶,举人之善性,养而致之则善长;性恶,养而致之则恶长”。如此,则性各有阴阳,善恶在所养焉。故世子作《养书》一篇。密子贱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之徒,亦论情性,与世子相出入,皆言性有善有恶。

  孟子作《性善》之篇,以为“人性皆善,及其不善,物乱之也”。谓人生於天地,皆禀善性,长大与物交接者,放纵悖乱,不善日以生矣。若孟子之言,人幼小之时,无有不善也。微子曰“我旧云孩子,王子不出。”纣为孩子时,微子睹其不善之性。性恶不出众庶,长大为乱不变,故云也。羊舌食我初生之时,叔姬视之,及堂,闻其啼声而还,曰:“其声,豺狼之声也。野心无亲,非是莫灭羊舌氏。隧不肯见。及长,祁胜为乱,食我与焉。国人杀食我。羊舌氏由是灭矣。纣之恶在孩子之时;食我之乱见始生之声。孩子始生,未与物接,谁令悖者?丹硃生於唐宫,商均生於虞室。唐、虞之时,可比屋而封,所与接者,必多善矣。二帝之旁,必多贤矣。然而丹硃傲,商均虐,并失帝统,历世为戒。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,心清而眸子,心浊而眸子眊。人生目辄眊了,眊禀之於天,不同气也;非幼小之时,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。性本自然,善恶有质。孟子之言情性,未为实也。然而性善之论,亦有所缘。或仁或义,性术乖也。动作趋翔,性识诡也。面色或白或黑,身形或长或短,至老极死,不可变易,天性然也。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,而莫知善恶禀之异也。一岁婴兒无争夺之心,长大之後,或渐利色,狂心悖行,由此生也。

  告子与孟生同时,其论性无善恶之分,譬之湍水,决之东则东,决之西则西,夫水无分於东西,犹人无分於善恶也。夫告子之言,谓人之性与水同也。使性若水,可以水喻性,犹金之为金,木之为木也。人善因善,恶亦因恶,初禀天然之姿,受纯壹之质,故生而兆见,善恶可察。无分於善恶,可推移者,谓中人也,不善不恶,须教成者也。故孔子曰: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;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也。”告子之以决水喻者,徒谓中人,不指极善极恶也。孔子曰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夫中人之性,在所习焉。习善而为善,习恶而为恶也。至於极善极恶,非复在习。故孔子曰: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性有善不善,圣化贤教,不能复移易也。孔子,道德之祖,诸子之中最卓者也,而曰“上智下愚不移”,故知告子之言,未得实也。夫告子之言,亦有缘也。《诗》曰:“彼姝之子,何以与之。”其传曰:“譬犹练丝,染之蓝则青,染之硃则赤。”夫决水使之东西,犹染丝令之青赤也。丹硃、商均已染於唐、虞之化矣,然而丹硃傲而商均虐者,至恶之质,不受蓝硃变也。

  孙卿有反孟子,作《性恶》之篇,以为“人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。性恶者,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;伪者,长大之後,勉使为善也。若孙卿之言,人幼小无有善也。稷为兒,以种树为戏;孔子能行,以俎豆为弄。石生而坚,兰生而香。禀善气,长大就成,故种树之戏为唐司马;俎豆之弄,为周圣师。禀兰石之性,故有坚香之验。夫孙卿之言,未为得实。然而性恶之言,有缘也。一岁婴兒,无推让之心,见食,号欲食之;睹好,啼欲玩之。长大之後,禁情割欲,勉励为善矣。刘子政非之曰:“如此,则天无气也。阴阳善恶不相当,则人之为善安从生?”

  陆贾曰:“天地生人也,以礼义之性。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,顺之谓道。”夫陆贾知人礼义为性,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。性善者,不待察而自善;性恶者,虽能察之,犹背礼畔义,义挹於善不能为也。故贪者能言廉,乱者能言治。盗跖非人之窃也,庄蹻刺人之滥也,明能察己,口能论贤,性恶不为,何益於善?陆贾之言未能得实。

  董仲舒览孙、孟之书,作《情性》之说曰:“天之大经,一阴一阳。人之大经,一情一性。性生於阳,情生於阴。阴气鄙,阳气仁。曰性善者,是见其阳也;谓恶者,是见其阴者也。”若仲舒之言,谓孟子见其阳,孙卿见其阴也。处二家各有见,可也。不处人情性,情性有善有恶,未也。夫人情性,同生於阴阳,其生於阴阳,有渥有泊。玉生於石,有纯有驳,性情生於阴阳,安能纯善?仲舒之言,未能得实。

  刘子政曰:“性,生而然者也,在於身而不发;情,接於物而然者也,出形於外。形外则谓之阳;不发者则谓之阴。”夫子政之言,谓性在身而不发。情接於物,形出於外,故谓之阳;性不发,不与物接,故谓之阴。夫如子政之言,乃谓情为阳、性为阴也。不据本所生起,苟以形出与不发见定阴阳也。必以形出为阳,性亦与物接,造此必於是,颠沛必於是。恻隐不忍,仁之气也;卑歉辞让,性之发也,有与接会,故恻隐卑谦,形出於外。谓性在内,不与物接,恐非其实。不论性之善恶,徒议外内阴阳,理难以知。且从子政之言,以性为阴,情为阳,夫人禀情,竟有善恶不也?

  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,鸿儒博生,闻见多矣。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。唯世硕、公孙尼子之徒,颇得其正。由此言之,事易知,道难论也。酆文茂记,繁如荣华,恢谐剧谈,甘如饴蜜,未必得实。实者,人性有善有恶,犹人才有高有下也。高不可下,下不可高。谓性无善恶,是谓人才无高下也。禀性受命,同一实也。命有贵贱,性有善恶。谓性无善恶,是谓人命无贵贱也。

  九州田土之性,善恶不均。故有黄赤黑之别,上中下之差;水潦不同,故有清浊之流,东西南北之趋。人禀天地之性,怀五常之气,或仁或义,性术乖也;动作趋翔,或重或轻,性识诡也。面色或白或黑,身形或长或短,至老极死不可变易,天性然也。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,中人以上者也;孙卿言人性恶者,中人以下者也;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,中人也。若反经合道,则可以为教;尽性之理,则未也。

译文

  情性,是治理人的根本,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。特意分析了情性发展到极端的后果,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,用乐来作为节制。性有卑谦辞让,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;情有好恶喜怒哀乐,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。制礼作乐的根据,是人的情和性。过去的儒生,写文章,没有不论说的,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。

 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,取人的善良本性,通过培养、引导,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;取人的恶劣本性,加以培养、引导,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。像这样,原来情性就会各有善恶,而是善是恶,在于培养的方向。所以世硕作《养性书》一篇。虙子贱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这些人,也论述过情性,与世硕相互有出入,但都说人的情性中有善恶两个方面。

  孟子作《性善》篇,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,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,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。说人由天地所生,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,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,放纵自己,胡作非为,恶劣品质日渐滋长。像孟子说的,人幼小的时候,没有不善良的。但微子说:“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,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。”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,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。其禀性恶劣,不如一般人,长大之后为非作歹,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性,所以他这样说。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,祖母叔姬去看他,刚走到堂屋,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,说:“他啼哭的声音,像豺狼号叫。狼子野心,不认六亲,只有这个孩子,才会灭我羊舌氏族。”始终不肯去看他。等他长大以后,祁胜作乱,羊舌食我参与其中。国人杀了羊舌食我,羊舌氏因此灭亡。纣王的恶劣品质,表现在孩子的时候;羊舌食我参与作乱,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。孩子刚生下来,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,谁会叫他胡来?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,商均在舜屋里出生。尧、舜的时候,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,所被接触到的人,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。尧舜二帝的身旁,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。然而丹朱傲慢,商均暴虐,都失去了帝位,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。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,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,心地混浊眼珠就昏乱。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乱与明亮,这种昏乱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,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,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,长大之后与人接触,才变得昏乱的。生性原本自然就如此,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。孟子说的人情天性,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然而人天性善良的说法,也有一定依据。一岁的婴儿,没有你争我夺的心,长大之后,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欲,于是放纵胡为,由此而产生。

  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,他评论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,就像湍流着的水,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流,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流。水本来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区分,就像人性没有善恶区分一样。告子的话,是说人性与水相同。假使人性像水,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,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性是金,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性是木一样,人善是由于禀性是善的,人恶也是由于禀性是恶的。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性,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,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,是善是恶可以明察。对于善恶无法区分,而可以改变的,称为平常人。他们不善不恶,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性善的人。所以孔子说:“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,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;中等以下智力的人,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。”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性,仅仅说的是平常人,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。孔子说:“人性本来是相近的,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,才彼此相差很远。”这样看来,平常人的人性,在于习气了。习气好就成为好人,习气坏就成为坏人。至于最善最恶的,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。所以孔子说:“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。”人性有善与不善,即使圣贤教化,它也不会再改变。孔子是道德的鼻祖,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,都说“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”,所以知道告子的话,不够真实。不过,告子的话,也有缘由。《诗经·鄘风·干旄》上说:“那个美好的人啊,用什么帮助他?”其注释说:“比喻像白色的丝,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,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。”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流或向西流,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。丹朱,商均应该已被尧、舜浸染改变了,然而丹朱却很傲慢、商均却很暴虐,可见最恶劣的本性,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。

  荀子又责难孟子,作《性恶》篇,认为“人性本来是恶的,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。”性恶,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性;人为,是指长大之后,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。像荀子说的,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。后稷做孩子的时候,以种植当作戏耍;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,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。石头一产生就坚硬,兰草刚发芽就清香。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,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。所以种植的戏耍,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;陈设俎豆的游戏,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。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性,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。这样看来,荀子的话,不能成为事实。然而性恶的说法,也有一定的缘由。一岁的小孩,没有推让的心。看见食物,哭叫着想吃它;看见好玩的,哭叫着想玩它。长大以后,就会克制感情,去掉私欲,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。刘子政指责说:“像这样,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,而是有阴无阳,有恶无善,根本不相应,照这样,人表现出来的善良,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”

  陆贾说:“天地给人生命,就赋予了礼义的本性。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性,就能顺应它。能顺应它,就叫做道。”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,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。性善的人,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;性恶的人,虽然也能明察到它,但仍然违背了礼义。礼义来自于人的善性,不是靠人为得到的。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,作乱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。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,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,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,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,却因本性不好,自己不能实行,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?可见,陆贾的话,并不那么真实。

  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,兴起情性的说法,说:“天的常道,是有阴有阳;人的常道,是有情有性。人性生于阳,人情生于阴。阴气卑劣,阳气仁义。说人性善的,只看见它阳的一面;说人性恶的,又只看见它阴的一面。”照董仲舒的说法,认为孟子只见到它阳的一面,荀子只见到它阴的一面。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,是对的;而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,是不对的。人的情性同时生于阴阳,虽生于阴阳,但有厚有薄。玉产生于石,有纯的有不纯的,人情性生于阴阳,哪能都是纯的善的?董仲舒的话,并不那么真实。

  刘子政说:“人性,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,在身体里面存在,而不表露出来。人情,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,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。在外表露的则称之为阳,不表露的则称之为阴。”刘子政的话,认为人性是在身体里却不显露出来。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,在身体外表现出来,所以称之为阳;人性不表露,不与外界事物接触,所以称之为阴。照刘子政的说法,就称人情为阳,称人性为阴。这是没有依据情性产生的根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,而只是用外露或不外露把情性说成是阴的阳的。一定要把外露叫做阳,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,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,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。怜悯而不残忍,是人禀承“仁气”的表现。卑谦辞让,是人性的表露。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,所以怜悯、卑谦,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。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,恐怕不是事实。不论说人性的善与恶,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,叫做阳还是叫做阴,从道理上难以弄清楚。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,把人性叫做阴,人情叫做阳,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性,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?

  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,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,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,然而论说人的情性,竟然没有判断对。只有世硕、公孙尼子这些人,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。由此说来,事情容易知道,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。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,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;有趣流畅的言谈,如饴糖蜂蜜那样甘甜,但不见得符合事实。事实上人性有善有恶,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。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,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。认为人性没有善恶,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。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性,实际上是一样的。命有贵与贱之分,性有善与恶之别。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,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。

  中国田土的性质,好坏不均匀,所以土色有黄、红、黑的区别,土质有上、中、下的差别。水源不同,所以有清的水流,有浊的水流,有流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。人禀受天地之性,心存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五常”之气,有人仁有人义,是天生的道义不同;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,有人严重有人轻微,是天生判断力不同;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,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,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,这是因为天性如此。人们都只知道水、土、物、器的形状与性质不同,却不懂得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。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,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;荀子说人性是恶的,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;扬雄说人性是善恶兼有的,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。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、道义相符合,那么以上关于人性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。但从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来评论,那是不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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